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山西抗战中,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

开元之治是唐玄宗开元年间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昌盛,国力富强的局面的艳称。这是唐朝极盛的时期。唐朝自武则天退位到玄宗即位以前的中宗、睿宗统治期间政局极不稳定。武氏诸王、中宗的韦皇后及其女儿安乐公主、武后女儿太平公主都参预政权,朝廷大臣也分为几派,相互排挤,因此接连发生政变。开元元年,玄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消灭了政敌太平公主一伙,才结束了这种混乱局面。此后,为了稳定政局,玄宗采取了以下措施:把武、韦及太平公主的余党都加以杀戮或贬斥;把武后以及中宗和睿宗时大量委派的斜封官,试、摄、判、知官予以裁撤精简,将宰相员额由睿宗时的10余人减少到二三人,从而提高了行政效率。用恩礼优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却不给他们以实职,从而削弱了皇室内部发动政变的政治基础。对那些自恃对玄宗有功而邀求权位的功臣(如刘幽求、钟绍京、王琚等)坚决予以贬斥。对有才干的宰相任用不疑,开元初以姚崇为相,他帮助玄宗执行上述几项政策,又裁汰僧尼,整顿吏治,对实现政局安定起了很大作用。姚崇之后,所用宋璟、张说、韩休、张九龄等,皆为名相,对政治均有所建树。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于是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凭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刀。”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7,861,236,人口45,431,265,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他如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帜。自唐高宗以后,吐蕾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东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唐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9个节度使和1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21年的辽西12州,于柳成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朝;西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国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河西之西设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人往来不绝。但在繁荣强盛的背面,深刻的社会及政治危机也在发展。土地兼并激烈,大量农民逃亡,均田制、府兵和租庸调制都濒于崩溃,特别是节度使统辖的军事力量加强而内地军备废弛,导致内轻外重,成为后来安史之乱的伏因。<

内容摘要:在山西抗战中,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尤其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支部建设上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山西抗战局面的开创和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大力加强组织建设在山西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抗战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晋察冀根据地的具体做法是:首先制定出分期分类整理支部的具体计划,在整理期内要坚决地停止党员发展,然后由上级委派得力党员干部,或者组织支部检查团、支部工作团、支部巡视团等到县区布置如何整理支部的工作,按支部工作的好坏,分上、中、下三种情况。

关键词: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民族复兴

作者简介:

  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山西是八路军敌后抗日的战略基地和主要战场。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岁月里,山西军民铸就了不怕牺牲、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太行精神和吕梁精神,有力地推动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胜利发展。在山西抗战中,共产党人高度重视自身建设,尤其在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支部建设上积累了宝贵经验,为山西抗战局面的开创和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大力加强组织建设

  在山西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了抗战与党的建设之间的关系,在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员队伍建设和民主集中制建设等方面做出重要探索,从而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壮大。

  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需要,将北方局迁到太原,组建了以刘少奇为书记的领导干部核心团体。北方局到达太原后,除了积极帮助阎锡山抗战,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外,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党员干部的建设工作,以此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武装。在实际的工作中,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军事知识,提升党员干部的军事理论水平;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培养开展游击战争的干部队伍;要求党员干部深入基层组织游击队,精简上层机关人员。正是在以上工作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在山西才逐渐建立起一支优秀的党员干部队伍。

  全面抗战爆发前,中共山西的组织基础十分薄弱,省工委下属的党员仅有360余人。全面抗战爆发之后,中共晋冀豫省委作出《新形势下省委工作的新任务》的决定,强调必须“大力发展党员及健全党的工作”。中共晋冀豫省委的党员数量从1938年2月的1000余人增至1939年9月的30150人,时任中共晋冀豫区委组织部长徐子荣讲到:“在开始初创时间,不过30多同志;在1938年辽县活动分子会议时,不过1000多党员;现在都要超过了好多倍。我们党在这个区域可以说是唯一的大党,可以说是群众的党。”据各地区不完全统计,到1939年,在当时全省105个县中,绝大多数都建立了县、区级党组织,党员的数量有了迅速增长。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党坚持不懈地发展和丰富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和实践。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及正式参议会的成立和运作,是共产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由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转变和成功尝试。在它的影响和带动下,根据地以燎原之势建立起符合“三三制”原则的各级政权。

  积极开展作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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